对于其中执法必严的含义，他的阐释是：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
为此笔者询问了多位研究都市法的教授，均未获得准确的答复。该会议提出的作为拘束性、综合性土地利用规划的区划制度（zooning），构成了州授权地方政府的一项法律权限。
成文的法律规定方面，尽管表现并不明显，但城市化的进程及对应这种进程所必须的管理制度之间的张力已经显现，而其中一个解决的方向就是央地之间的权限分工。中文文献中可参见日本学者对日本问题的研究成果，角松生史等：《都市空间的法律结构与司法权的作用》，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3期，第84-96页，尤其是其中第91-92页关于缩小城市社会与法律应对方面的内容。并且渔业权、狩猎权等权利也从土地所有权的内容之中独立出来。2000年的修改，改变了原来的市治理结构，设置了当地方性法规规定相应制度时，居民有权请求自治团体制作地区规划方案的制度。原有的法律制度是基于传统的假设：城市开发的权利由土地自身产生。
并且随着城市形态和内在各种制度（不仅是法律属性上的制度，还包括事实上形成的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相应的利益也会因此产生和变化，其内容极其复杂。在现代法律制度中，土地开发建筑等活动，基本上建立在各类规划的基础之上，现代法中的地权，并不当然可以推导出对土地及其相应空间的建筑或开发之权利，建设或开发活动必须符合公法秩序。[59]《关于修改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涉及修改宪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转引自蔡定剑著：《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在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框架下，全国人大的职权也是以非常态性为主。[1]参见王博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里程碑——记中央人大工作会议首次召开》，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 .npc.gov.cn/npc/kgfb/202110/bbc20e44284f41ab918e6e885c0e13a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0月20日。在例外决策语境下，全国人大所推行的改革势必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共识作为支撑。该视角侧重于从全国人大超然的宪法地位出发，强调决策事项与地位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匹配度。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同时，这种分类作业是将前文所及的宏观功能设定以及全国人大规模、会期等客观制约因素作为前提的，而并非纯粹基于应然价值判断所作的区分。
[36]由此可见，该项权力的意义在于，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和遵循依宪决策的自觉，以避免被全国人大行使改变和撤销权。此所谓，以不为实现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事实上主导全国人大的议程设定，理论上不可能在大会议程中列入由大会改变或撤销常委会决定的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决定也是从监督权角度定位上述职权的。
[28]同时，重要性理论也往往成为从应然性层面将某一事项交由全国人大决策的依据。[51]但是，迄今为止，这种转变仍然是例外的、罕见的，因为所要实现的转变不仅与全国人大职权的基本特性存在张力，而且也需要议事资源的超常规支撑。[58]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彭真文选》（1941—1990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9—440页。两院制是一种侧重于结构的方案，即通过拆分全国人大缩小其人员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对两院进行功能上的重新配置。
就修改宪法而言，其目的重在确保稳定性与变动性之间适度平衡。[28]王珉灿主编：《宪法讲义》，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132页。
[70]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3年），载新浪网，htps://news.sina.com.cn/ c/2003-03-21/142577329s.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4日。后者则包括特别行政区建制、省级地方建制、以及立法权。
在设计职权优化方案时，除了强调维护全国人大的崇高宪法地位之外，还需要从功能面向充分考虑大会决策与职权行使的现实可能性。如前文所述，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这一职权遭遇议程设定悖论，其不活跃也具有相对合理的阻却事由，更难据此指摘全国人大怠于行使职权。能使代表更好地代表人民。最后，优化完善的重点，理所当然应聚焦于主观非常态性职权。[55]稳定的基本制度为改革设定了底线与边界，如四项基本原则。[65]就国家治理实践而言，全国人大任命的重要国家机关领导人的任期保持相对稳定，从而确保其所领导的机关所制定的立法、建立的制度、做出的决策也相应地保持稳定。
导致职权悬置或闭合的原因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按照既定封闭的外延标准，基本法律的数量是有限且不可增长的。
邓小平力陈其中之弊：还是不要搞两院制，如果两家意见不一致，协调起来非常麻烦，运作很困难。（详见表2）在换届年，上一届政府提出的施政建议也得到新一届政府的遵循。
[56]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64]同时他认为，稳定的领导架构将确保政策的稳定性，后者又将成为巩固执政基础和稳定民心的重要前提。
已有学者主张，应结合全国人大的行动能力判断应当交由其行使的宪法未列举权力的具体类型。笔者更认同前者的观点。例如，王振民主张，将全国人大会期改为每五年召开一次，不再承担立法和监督职责，改由其常委会承继此二职权。正如江泽民所言，尽管中央领导机构人事调整，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从前四次修改平均5年左右的时间间隔，到最近一次修改所经历的14年间隔，可见一斑。当然，这些职权也不宜过度激活、造成功能过载，以免影响制度的稳定性。
也有论者主张迁就现实，将大会职权进一步精简、将功能进一步收缩。[2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载中国政府网，http ://www.gov.cn/xinwen/2018-03/20/content_5276029.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0月30日。
[23]1979年，在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时，彭真就曾强调通过发挥常委会功能以弥补大会规模、会期等缺陷的重要性。使立法和重大问题的决议更严密，实行监督更有效。
职权的活跃程度又与会期制度、职权可实现程度紧密相关。需要强调的是，在换届年才行使的六项人事任免权具有高度同质性。其他的职权，包括监督宪法实施和兜底条款职权，与全国人大的同类职权相比，都更为活跃、更加常态化。前者主要指的是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和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决定和兜底职权属于此类。当然，前述分析同样不能作为否定存在职权不彰、阻却职权完善的理由。
[78]详见周伟：完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的宪法思路与展望,《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4期，第167—169页。[94]谭清值：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论证方法,《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第7页。
[99]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4条也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大会提出工作报告。学界对于监督权的定位存在一定的分歧。
